任晋生(任晋生第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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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在一片欢庆声中,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约四千人,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从南京出发,历时一百四十二天,完成了八千里行军任务,(其中:徒步行军三千里)到达昆明小石坝后,稍事休整,便接受分配。

我们四大队有四百多人,除少数同志留昆明外,绝大多数分配在当时的武定专区,除专区留下少数同志外,多数分配到所属的昆明(当时还设有昆明县建制,属武定专区)、安宁、富民、罗茨、元谋武定、禄劝七县工作。

分配到禄劝的首批干部和警卫人员共有三十六人,在任贵生、朱明臣等同志率领下,由禄劝地下党张琦、郑伦等同志陪同,于一九五0年三月十六日中午从武定到达禄劝县城,受到地下党同志、机关干部,和各族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

1949年12月9日,云南卢汉宣布起义后,12月13日,在地下党武定地工委刘隆同志的率领下,二十五团游击大队开进禄劝县城,接管了县政权,县长逃跑昆明,常备队被解除武装,成立了禄劝县军政委员会,张琦为主任委员,朱德芳为副主任委员,军政委员会下设秘书、民政、财政、文教、建设、军事六个科室,各科室负责人除四名为地下党干部外,其余为留用人员,另设民兵大队。

全县保留原来的十四个乡镇的建制,各乡成立了行政委员会,设主任、副主任、财粮、文教、民政、军事等四股多是原来的人任职。1950年2 月,县军政委员会改为临时人民政府,张琦任县长、郑伦任副县长,下设六个科室,除军事科改为公安科外,其余无变动。

我们是在地下党已经接管了禄劝县的基础上开展工作的,在与地下党同志会师后,首先建立与健全县级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各组织。根据省、地委的决定,正式成立了中共禄劝县委员会和禄劝县人民政府,建立了禄劝县农民协会和妇女联合会等。

中共禄劝县委由六人组成:书记任贵生、副书记张琦,委员有王志刚、杨有兴(兼组织部长)、郑伦(兼宣传部长)、朱明臣。县人民政府县长为王志刚,政府各科室除公安科改为公安局外,其余未动,公安局局长为朱明臣。政府的科室人员一般未动,只做了个别调整。

县农民协会主席为张琦(兼)、县妇联主任为田秀,峰,并配备了工作人员。稍后,建立县人民法庭,庭长任贵生、副庭长张琦、王志刚、朱明臣。紧接着成立了县人民武装部,政委为任贵生(兼)、部长为朱明臣(兼)。

在禄劝乡村,首先建立起农会,把乡村民兵武装掌握起来。发动群众开展征粮剿匪工作,在工作中改造、健全和建立了乡村政权组织机构。为了加强对基层工作的领导,县委选派干部分片(后建立为五个区)、乡派工作队、组开展工作。

我们同时立即召开干部会议,及时传达贯彻省、地委干部会议精神,根据本县情况布署工作,着重解决三个问题:一、认识加强团结与搞好统战工作的重要性;二、团结各族各界人民,动员一切力量解决财政经济上的困难,渡过难关;三、认真学习政策,研究征粮剿匪的任务及开展工作问题。

到会干部经过十多天的学习,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以饱满的热情,分赴农村,立即投入到征粮剿匪等艰苦复杂的斗争中去。

禄劝县征收1949年公粮任务为八百万斤,要求在5月底基本完成,时间紧迫,任务艰巨。更为重要的是粮食关系到“军需民生”,没有粮食,新生的人民政权也难以存在,因此征收1949年公粮工作是作为当时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完成的。

为了做好这次征粮工作,云南省人民政府对此确定了几条原则:

一、按国民党时代田赋银两计算,实行“田多多出田少少出,无田不出”的合理负担政策。

二、设免税点,确定每户赋银在一元以下者免征。

三、各户负担数占其农业收入(粮食作物及其各种农林特产收入)分别为贫农5 %,中农15%,富农31.5%, 地主50 %,不超过60%。

四、发动群众挤“黑地”,核实田赋银两,挤出“黑地”应按当地同等质量土地的赋银折合计算,征收赋银。五、边疆兄弟民族地区,不分配任务,只宣传政策,号召群众自愿缴纳。

另外,对征收公粮的办法,制订了十二条,其主要是实行以每户赋银一元另一分起到每户赋银六十元正,分十六级累进征收。

为了人民币下乡,在征收公粮的同时,还征收公粮附加款。这些原则和办法,体现了人民政府合理负担的政策,受到了田少和无田的广大农民的积极拥护,但对那些占有田地多的少数大户、地主富农,必然产生抵制和反抗。因此征粮斗争也必然是极其尖锐复杂的。

从禄劝县当时土地占有情况分析,它主要是以封建地主经济为主体。解放前长期以来,地主豪绅采用一切手段残酷剥削压榨农民,大量兼并和占有土地,据当时统计,地主只占全县人口的7.5%左右,而其所占有的土地面积为全县总耕地面积的48.5%以上,富农(包括小土地出租者)占全县总人口的7 %,其所占有的土地面积约为全县总耕地面积的35%左右,而贫下中农占全县人口的80%以上,但所占有的土地面积却不到全县总耕地面积的20%。

当年许多同志,深入实际,在农村中调查了解到农民租佃地主的土地耕种,不但要先交一笔重重的押金,而且辛辛苦苦耕种一年的收获,要与地主倒三、七分成(即七成归地主,农民只得三成),轻一点的也要倒四、六分成,所以收获的粮食大部分都掌握在地主手里。这不但使同志们认识到农民与地主阶级矛盾的尖锐性,也使同志们领会到人民政府制订征收1949年公粮合理负担政策的正确性,进一步明确了征粮的主要对象是地主与富农。

当年我们要搞好征粮工作,完成这一艰巨复杂的任务,除了克服自身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干部和骨干力量薄弱,禄劝地域辽阔,交通不便,民族众多,语言习惯不同等等不利因素外,更为重要的是:一定要认真宣传人民政府的合理负担政策,必须通过政策发动群众,把政策交给群众,坚决依靠广大的贫下中衣,开展对地主和富农的征粮斗争。

为了保证顺利地完成任务,禄劝县委十分重视团结和统战工作,县委遵循省委提出的“团结第一”的指示,特别强调了干部内部团结的重要性,同时,亦强调了在民族众多的禄劝,更要做好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工作,并强调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反复说明统一战线工作是我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对开辟新区工作,特别象云南宣布起义而获得解放的省份,统战工作更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不容忽视。

各级干部要学会和做好各族各界人士的团结工作,讲清形势,宣传政策,消除顾虑,打破幻想,化阻力为助力,推动以征粮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胜利开展。对极少数顽固不化,敢于明目张胆进行破坏的分子,也决不放弃斗争,给予及时的坚决打击,以保证征粮工作有效地开展。

当《云南日报》发出《踊跃缴粮,完成征粮任务》的社论时,全省各地响应号召,出现了踊跃缴纳公粮的高潮,禄劝县各族人民经过了讨论后也积极拥护。

在学习过程中克服的最大思想障碍是:解放前,地下党和游击队同志,曾领导和组织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抗粮斗争,并取得了成效,现在刚刚翻身解放,又要缴纳公粮,以致不少人思想上转不过弯来,说什么:“组织抗粮的是你们,现在要征粮的也是你们,简直是把我们搞糊涂了”。

这时,少数的地主富农及其他反动不法分子,趁机在群众中制造混乱,阻挠征粮。

我们针对上述思想情况,除了宣传形势和政策外,着重联系实际,说明共产党征粮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说明共产党征粮和国民党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说明现在征粮是革命斗争的需要,是为了支前剿匪,让人民过上长远的安乐日子。教育群众认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一致的关系,从而以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为重,忍受暂时困难,支持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踊跃缴粮,完成征粮任务。

由于这样宣传和教育群众,在我们计算出分户负担的数字,经过三榜定案,把征粮任务 落实到户后,立即掀起了各阶层的缴粮热潮。

但也有地主富农破坏征粮事件,屡有发生,少数地方出现了不法地主勾结匪特,公开抗粮暴动,影响征粮的进行。

对此,县委召集干部开会,认真学习省委《关于正确执行征粮收税政策以打破僵局》的指示,结合本县实际分析研究,认为形成僵局的原因固然是不法地富抗粮不缴,但我们工作上未能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只会包办代替,用命令主义办事有很大关系。必须掌握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团结多数,孤立少数,以打破工作中的僵持局面。

县委还分别召开了农代会和各族各界人士的代表会,再次宣传政策,深入发动群众。会后县委和政府领导分头下乡,检查督促指导工作,促使不少持观望态度的纳粮大户有了转变。

云龙乡上层“头人”杨汉森参加县的各族各界人士代表会后,经过县长和县委书记的谈话后受到教育,积极动员其他纳粮大户踊跃缴粮,对全县影响很大,打破了僵局,推动了征粮工作。

但是也有一小撮顽固不化的地主、富农及其他反动分子,坚持与人民为敌立场,阴谋组织暴动,妄图作垂死挣扎。

1950年5月17日,九龙乡以恶霸地主王泽波为首,煽动一些不法地主,收买了二十多名携带武器的人员,抗粮抗税并抓走了我西南服务团和地下党的三名税收干部,抢走税款,密谋第二天在九龙乡将这三名干部处决,反动气势非常猖狂。

当时在九龙乡附近村里工作的五区长杨桂银同志得到群众报信后,火速向县委地委报告,武定军分区调派了基干团一个连的兵力,在营长华定周同志的率领下,赶到禄劝,由县委书记任贵生同志亲自带队,星夜赶赴九龙镇压暴动。

部队行至离县城35公里铁索桥处,打前站的同志生火煮饭,被敌人岗哨发现,抓走一人(后已救回),当部队快进九龙乡时,敌人已向东山溃逃,部队当即开枪追击,打散了敌人,被敌人捆绑关押在屋子里的三位同志得到解救,反革命暴动被镇压下去了。

紧接着整顿了乡政权,重新建立民兵武装,对被敌人收买的二十多名民兵,经了解多是受骗上当的贫苦农民,于是展开政治攻势,广泛宣传党对反革命分子“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分别深入做好家属工作,动员投案自首,几天之内,不少受蒙骗的群众回来投案登记,缴回枪枝,并揭发首要暴乱分子的反革命罪行。

对坚持反动立场拒不投案自首的地霸份子,坚决追捕捉拿归案,并将主犯王泽波逮捕法办,为九龙乡人民除了一害,群众反映很好,使当地征粮和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与此同时,禄劝其他各地如崇德、翠华、茂山、团街、承山等地也先后发生抗粮暴动情况。

5月中旬,第二区(原卓干乡今团街乡)以恶霸地主钱品珍、赵国藩为首的一伙反动分子,趁县里召开干部会议研究打破僵局的时候,指使一些坏人,连续两晚在距区公所三公里的小鹧鸪和区公所对门的运昌铺村抢劫,以观察区公所的反应,阴谋组织抗粮暴动。

在县里开会的同志得到情报后,区长、工作队长等徒步六十华里赶回区上,召开紧急会议,布署防止暴动措施。经过调查研究,把一批形迹可疑的人召集到区上,交待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瓦解敌人,进一步查清了以恶霸地主赵国藩为首,已组建起“反共救国军”的反革命武装组织,自任大队长。

他们的阴谋暴露以后,县委向地委汇报,由军分区派出一营部队,分赴丽山、云龙、中屏等乡,把一小撮图谋策划反革命暴动分子捉拿归案,粉碎了敌人的暴动阴谋。在审讯中,得知他们畜谋已久,以前已召开过几次秘密集会策划暴动。

在这一时期,反动会道门白洋教也活动猖獗,到处造谣惑众,散布变天思想,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这一切反革命活动,都被我们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的威力所粉碎,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顿时打开征粮僵局,那些持观望态度拒不交粮的大户,也纷纷送缴公粮入库。

在基本完成征粮任务后,为了加强干部队伍的自身建设,县委及时召开全县干部会议,结合完成征粮任务进行一次整风总结。通过总结,提高了干部的思想认识,表扬了一批好人好事,发展了一批青年团员,并布署加紧催收公粮尾欠和在建好农会的基础上改造乡村旧政权等工作。

禄劝县绝大多数干部,在这场历时半年多的征粮斗争中,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经历了艰辛和生死考验,他们在立场、观点、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上,经受革命实践的锻炼,得到很大的提高,使一大批年轻干部在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

剿匪斗争中,还有一股在禄劝县为害最烈,活动时间较长,深受人民痛恨的金丽尧匪部。禄劝解放后,金纠集了一批杀人如麻的亡命匪徒,依仗武器精良和谙熟禄劝北部皎西一带山林的优势,坚决与人民为敌,妄图推翻人民政权。

对人民政府和解放军所做的争取工作,视为软弱可欺,置若罔闻。公开叫嚣“你有千军万马,我有深山老林”。四出围攻乡人民政府,伏击人民军队,抢劫过往客商,袭扰集市“轰街”(即每逢街子天,土匪到市场抢劫财物,称为“轰街”)、打家劫舍等等。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另有其他小股匪徒,打着金匪的旗号,助纣为虐,危害人民。因此对顽匪金丽尧的剿灭,人民政府投入了较大的力量,耗费的时间也较长。

在1950年5月,征粮工作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定军分区基干九团一连已在皎西草蒲德一带围剿金丽尧匪部,经过几次战斗,打死、打伤、生擒金匪六十多人,我军亦有伤亡,金匪则逃窜入山林潜藏起来。

为了尽快歼灭金匪和减少牺牲,二营四连连长何超群、排长唐兴和等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化装成嵩明的土匪头子“马大队长”,与金匪接触,取得信任,打入匪部作为内应。

何超群同志为了“引蛇出洞”,使金匪离开老巢便于歼灭,怂恿金匪出击,可与“河外”九龙、转龙一带的反动势力会合,然后再攻打禄劝县城。金匪听从,于11月24日离开老巢皎西,星夜兼程,当晚驻扎在中屏乡公所。何超群同志与团部取得联系后,决定在中屏消灭金匪。

乡上同志得知情况后,由当时在中屏工作的区工作队长方志学同志,指挥乡上干部让出乡公所并做好战斗准备。一直跟踪的解放军基干一连,包围了中屏乡公所。

不巧,我们有位战士被金匪的一个释放分子认出,他见机不妙,拔脚即跑。为了不放走一个匪徒,我们的同志随即向他开枪,惊动了身挎双枪的金匪之子金光斗,立即从乡公所跑了出来,还没来得及问“那里打枪”,就被何超群同志开枪打翻在地,结果了生命。

匪首金丽尧从抽鸦片铺上跳出来,连问:“什么事,什么事”,他见机不妙,即从中屏乡公所后墙洞逃出,一头扎进刺棵里躲藏。

部队分两路进剿:一部份同志追擒匪首金丽尧,另一部份同志向在中屏乡一所小房子麇集的十余名匪众喊话,令其放下武器,缴枪不杀,否则自取灭亡。

此时已是黑夜,部队战士手持钢枪,打开手电,或提马灯,四处寻觅。金匪隐藏不住,首先向搜索部队开枪,打伤一人,目标暴露,才被我们活捉。龟缩在小房子里的匪众,得知活捉了匪首金丽尧,被迫缴械投降,终于取得全歼金匪的胜利。

这股顽匪被歼,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敌人闻风丧胆,土崩瓦解。一些伺机“反水”的恶霸、惯匪等反动分子,慑于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威力,纷纷自首,缴械投降,接受人民的监督和改造。

征粮剿匪的彻底胜利,是巩固和发展人民政权的必要保证。它对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它对后来农村的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任贵生,毛振岫)

注:本文根据任贵生同志回忆和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档案馆现存资料进行整理的。

任贵生同志简介:(1923.5-1995.3),河北省新乐市人。 1939年10月-1941年11月在晋察冀边区第五中学,担任副班长,民运股长。 194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12月-1942年5月在晋察冀边区第五专区民族英雄学院担任教员、党支部宣传委员。 1942年6月-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平定县委会和对外报社工作,担任县委收发员兼报社发行员。

1944年1月-1944年7月任平定县四区区委会宣传委员。 1944年8月-1945年2月任平定县六区区委会任副书记。 1945年3月-1945年5月任平定县委会宣传部任干事。 1945年6月-1945年8月任平定县委会宣传部副部长。

1945年9月-1945年11月任察哈尔省察北调查组组长。 1945年12月-1946年5月任察哈尔省蔚县大王城区委书记兼区长。 1946年6月-1946年10月任蔚县西合营区委书记。 1946年11月-1947年8月任蔚县七区(由西合营与白乐合合并)区委书记,区队政委。 1947年9月-1948年2月任蔚县县委秘书。 1948年3月-1948年6月任蔚县西合营市市委书记。 1948年7月-1948年11月任蔚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委员。 1948年12月-1949年2月任察南地委组织部干部干事。

1949年2月16日从蔚县出发南下。 1949年3月-1949年8月随军南下到皖南屯溪市,任市委组织部任干部干事。 1949年9月-1950年2月任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四大队五中队指导员,南下云南。 1950年3月-1952年9月任云南禄劝县委书记。

1952年10月-1953年2月任云南武定地委专区合办处主任。 1953年3月-1955年7月任云南楚雄地委秘书长,地委委员。 1955年8月-1958年10月任云南楚雄地委副书记,地委常委员。(其中1956年9月-1957年底在中央高级党校普通班学习) 1958年11月-1959年1月任云南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1959年2月-1964年10月任云南省委组织部处长、部务委员。 1964年11月-1967年3月任云南省临沧地委书记。

1967年4月-1971年2月在云南省临沧地区,文革中受迫害(其中1969年2月-1971年2月下放到临沧“五七”干校劳动。) 1971年3月-1975年8月任云南省农业局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 1975年9月-1977年3月任云南省农业局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1977年3月-1989年10月任云南省农业机械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1989年10 月离休。 1995年3月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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