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来旺

3、综合安全领域的新特征。

从整体上看，我国发展面临综合安全挑战一方面包括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在内的主要传统安全威胁，另一方面也包括除军事政治安全之外的经济安全、文化安全、舆论安全、恐怖主义等。

一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核心利益受到的威胁。

政治和军事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国内外分裂势力对中国政权稳定、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分离主义猖獗造成的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面临的挑战。包括“港独”、“台独”、境外民族分裂主义以及宗教极端主义等分裂势力引起骚乱的隐患犹存，其中“台独”分裂势力是当前两岸关系面临的最大风险，台湾问题成为我国政治和军事安全的最大威胁。美国拜登当局在台湾问题上依然没有放弃把台湾当做制约中国大陆的一张牌的做法，通过高官窜访台湾、售武等方式不断释放支持“台独”的错误信息，台湾当局也配合呼应，借美挑衅，继续推动隐形“台独”，为中国和平统一大业制造新的麻烦与障碍。欧洲一些反华势力也开始在台湾问题上模仿美国模式。另外，2021年上半年起，美等西方势力又借机在新疆问题上肆意挑事，多次操弄涉疆议题，围绕新疆不断制造事端，掀起反华浪潮，它们短期内仍不会善罢甘休。

二是舆论文化安全隐患凸显。

国际舆论环境是国家发展外部安全的重要一环。由于历史原因，以英文国际媒体为代表的欧美主流媒体在国际舆论场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作为公共外交概念的发源地，美国向来主张由政府主导公共外交，并始终赋予其“舆论斗争”的美国特色。2020年9月，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发表《公共外交与新的“旧”战争》报告，不但公开鼓吹要重拾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工具”，还提议在“全球交战中心”之下设立反华等舆论战队，并以此为名向美国国会申请财政经费，意图从每年近4亿美元的公共外交拨款中分一杯羹。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对包括孔子学院、对外友协以及一些中国媒体行之有年的中美合作项目粗暴干扰、横加阻挠，致使中美之间长期积累的互信基础与艰辛打造的交流机制严重受损。

近一个时期以来，西方进一步加大国际舆论外交攻势，对华冲突有意突出意识形态问题，导致中国在新一轮国际舆论战中面临较大压力，国际舆论安全环境再度出现恶化的局面。该局面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逆转。

三是反恐合作增添复杂因素。

近年来，中国周边一些地区恐怖主义发展迅速，恐怖主义组织众多，地区反恐形势愈发严峻，维护地区和周边国家安全稳定面临严峻挑战。受境内外多重因素的叠加效应影响，处于全面转型时期的中国也面临着“风险社会”带来的诸多挑战。不久前美国官方决定在美国国内法中撤销“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的恐怖组织定性（席来旺：“国际反恐增添不确定因素”，《人民网·国际观察》2020年11月12日），违背国际共识，破坏了近二十年来中美反恐合作的重要基础。美国欲借此强化反华宣传，配合国内亲“东突”议员群体和所谓的“维吾尔友好小组”，加大在涉疆问题上对中国施压。美国在反恐合作上立场倒退的双重标准，使反恐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增多。

四是经济安全因素突出。

随着国际前沿科技产业、5G竞争更加激烈，有关领域的冲突也会加剧。在经济安全方面一个表现是，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出现深刻调整，供应链安全问题突出。此次疫情主客观上使各国意识到对外依存度过高带来的风险，以至使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成为长期趋势。数字化成为主导国际竞争的关键力量，围绕各类传统的技术、要素、国际竞争、产业布局的“边界”冲突加剧，新的全球经济平衡正在加速形成。

五是技术发展带来数据安全隐患。

经济全球化对信息跨境流动提出了迫切要求，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数据跨境转移变得轻而易举。但由于各国数据保护方面的法制建设参差不齐，国际网络攻击愈演愈烈，数据跨境转移的安全性问题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数据跨境流动对国家安全、网络安全、金融安全将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国际上有专家认为当前网络空间已成为“权力流散（DiffusionofPower）”的重要场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数据跨境流动的干预愈加深入，我国在跨境数据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跨境数据安全问题一再亮起黄灯。

六是中国海外利益保护问题提上日程。

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正在迎来海外利益大幅拓展的新时代。中国海外利益表现形式、类别各有不同，已是一个涵盖各领域的利益复合体。随着近年来我“走出去”步伐加快，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海外直接利益总量不断增加。海外利益在中国保增长、促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维护和拓展海外利益在国家发展大战略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在国家利益排序上重要性显著上升。伴随着中国海外存在和海外利益规模不断扩大、分布领域不断拓展、覆盖群体日趋广泛，其面临的各种海外安全风险也在不断增多。在国际冲突、国内冲突、政策法律、恐怖主义威胁、海外排华情绪、自然灾害等情况下都会时有发生。

三、统筹发展与外部安全

面对我国新发展阶段遇到的外部安全环境新情况、新变化，我们要继续保持战略自信与战略定力，善于增强化挑战为转机、变危机为发展良机的能力，找准中国在变化的世界中的定位，确定恰当的战略选择。

在总体上要处理好统筹发展与外部安全，尤其注重进一步运筹大国外交，全面统筹发展与外部安全关系的国家战略，协调实施和平发展战略、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之间的关系。按照国家领导人提出的“构建大安全格局，促进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障”总要求，研究将以构筑大安全格局为依托，在实践上探索统筹发展与外部安全的条件和路径。

具体而言，针对美国与其盟友在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等方面具有根深蒂固的相似性和兼容性的实际情况，中国应巧妙施策予以破局。不仅在国际舆论安全领域构建中国国家安全话语权，更要妥善推进符合我自身利益的国际安全秩序治理。一方面，无论是理念上还是实践中，都要继续推动现有国际安全秩序治理向着公正合理、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方向发展，尽力推进整体安全；另一方面，在多个方面采取妥善对策，坚决捍卫国家安全底线，调整参与国际安全秩序治理的策略。

（全文完）

（说明，笔者原文收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编辑出版的《国际问题纵论文集（2021/2022）》一书，该书由基金会理事长兰立俊大使主编，前外交部长李肇星作序，世界知识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笔者今天刚拿到新书第一时间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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