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18日，上海一家医院的干部病房内挤满了人。如果仔细观察他们的话，会发现这些都是大人物：“李敏、孔令华、贺敏学……”

贺敏学带着一家人冲入病房，望着躺在病床上的一名发着高烧的老年妇女，一脸焦急的问道：“吃安宫牛黄片了吗？”

眼见大家都不约而同的点了头，贺敏学的脸色才好了许多。

不知道过了多久，病人的体温降下去了，睁开眼打量了一圈，用很是虚弱的声音说道：“你们，是不是怕我快要不行了，就都来了啊？”

病人这话一说出口，眼睛通红的李敏当时就忍不住，再次流下了眼泪。病人见状叹了口气，对着抱着母亲的腿观察自己的李敏女儿孔东梅，轻轻挥了挥手，说道：“来，到外婆这儿来。”

没错，这个病人正是贺子珍。

孔东梅有些怕外婆，踌躇了一下还是走了过去。贺子珍牵着外孙女的手絮絮叨叨聊了一会儿，然后就沉沉的睡去了。

谁也没想到，贺子珍这一睡就再也没能醒过来。当天夜里她的病情突然加重，体温急速上升，陷入了昏迷状态。

虽然医生进行了全力抢救，但也只能挽留一天的时间。

19日下午，75岁的贺子珍走了……

归来

1947年冬天，中国，哈尔滨。

“呜——”

广告

胆小者勿入！五四三二一…恐怖的躲猫猫游戏现在开始！

×

随着一声火车汽鸣传来，紧随而来的是一阵“咣当咣当”的声音，一辆从苏联来的火车，缓缓的停在了哈尔滨火车站。

不久之后，38岁的贺子珍一手拉着毛岸青，一手拉着娇娇（李敏）从车厢里面走了出来。

这一次回国，贺子珍的心里感慨万千。不知不觉离开中国已经十年了。10年前她负气出走，想着在苏联学习两年就回来，没想到发生了这么多有的没的，还被当成神经病在苏联被关了好几年，如果不是王稼祥夫妇帮忙，她还不知道会在里面关多久。

因为当时国内还不太平，所以贺子珍被暂时安置在了哈尔滨，此时的她并没有想着去见毛主席解决自己的身份问题，只是想让时间来抚平这些年心中的创伤。

不过，虽然不想见，她还是忍不住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电报，在电报中，贺子珍像往常一样称呼毛主席为“老毛”，说希望“老毛”能批准哥哥贺敏学来东北做手术取出身体里的两颗子弹。

仅仅过了一天，毛主席的回电就发来了：

“子珍：

来电收悉。华东战局紧张，急需敏学在职就位。现在无法前来治疗，以后有机会再予考虑。”

当罗荣恒的秘书将毛主席的回电读了一遍之后，贺子珍沉默了一会儿才说道：“毛主席的意见是对的。”

一年后的秋冬季节，辽沈战役结束了，解放军解放了沈阳。

广告

从秘书起步，十年内无人超越，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成就一段传奇

×

鉴于东北局势已经稳定，为了方便贺子珍调养，党组织决定将她安置到沈阳去。

当贺子珍抵达沈阳之后，意外遇到了已经十几年没见的妹妹贺怡。姐妹俩相见之后，自然难免聊起家里这些年发生的情况。

贺怡还是想让姐姐和毛主席“破镜重圆”的，特意跟她说道：

“当年母亲逝世之后，毛主席把她老人家安葬在了延安，并专门立了碑。后来胡宗南占领延安把母亲的坟给刨了。等到收复延安之后，毛主席专门拿出了十块钱，请延安老乡亲们把老人家重新埋葬了，并立了碑。”

这件事之前谁都没有跟贺子珍说过，她只知道母亲在自己走后没几年就逝世了，没想到毛主席竟然会这么上心。一想到母亲走时自己都不在身边，贺子珍内心很是复杂，既有对母亲的愧疚，也有对毛主席的感激。

贺怡的一番话如同一颗小石子般砸入了贺子珍平井无波的内心世界，泛起了阵阵涟漪。让她在接下来几天里茶饭不思，坐卧不安。她不知道用什么身份，以什么方式和毛主席取得联系。

这一天，看着在房间里皱着眉头学中文的女儿娇娇，贺子珍想到办法了。

只见贺子珍走上前去，抱着女儿用俄语说道：“你回国已经一年多了，还没有给爸爸写过信，应该给他写封信才是。”

娇娇听后想了想，提笔写起了俄文信。

在女儿冥思苦想该写什么的同时，贺子珍悄悄的回到了房间敞开信纸，也写起了信。在信的开头，她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像普通人一样称呼那个人为“主席”：

主席，

我已经回到中国来了。身体不大好，还在休养，并参加了一些工作。我离开中国 9 年，对国内现在的情况不大了解，我要通过工作来了解情况……我很感谢您对我的妹妹和母亲的照顾，代我尽了姐姐和女儿的责任，我将终身铭记在心。”

贺子珍的信是和女儿的信一起寄出的，不久之后，毛主席的电报就发过来了，不过是给娇娇的：“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欢迎你来。希望你赶快回到爸爸身边。”

虽然没收到毛主席的回信，但他给女儿回信也说明自己的信主席也收到了，确认了这一点，贺子珍就很满足了。

随着大陆主要城市陆续解放，很多在东北工作的同志都陆续南下，贺子珍也想投入这一“南下浪潮”，不久之后，她就接到了谭震林的邀请，准备前往杭州担任杭州市妇联副主席。

然而很不幸的是，刚抵达杭州不久，贺子珍就收到了噩耗。她妹妹贺怡在去江西为姐姐寻子（毛岸红）途中不幸出了车祸，意外身亡了。

贺子珍收到消息后很是悲痛，放下工作去了上海，担起了照顾妹妹儿子贺麓城的重任，除了偶尔到外地休养，此后一直定居在了上海。

见面

当毛主席得知贺子珍去上海了之后，专门给上海市长陈毅提了一句，贺子珍在上海的一切花销，都从他的稿费里面出。

陈毅听后直接表示：“我们上海还是养得起一个贺子珍的。”

自此以后30多年里，贺子珍的工资，吃穿用度全都被上海市委给包了下来，甚至连贺子珍去外地休养的费用都予以支持。

1959年，贺子珍去南昌小住了一段时间。巧合的是，这一年中央在庐山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

当毛主席从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夫人曾志处得知贺子珍如今也在南昌后，真挚的说道：“我想见见她，毕竟是十年的夫妻嘛。”

于是，7月9日晚上，贺子珍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接到了庐山别墅。当她被搀扶着进入客厅，看到66岁的毛主席时，整个人都有些恍惚了，想说很多话，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不停的哭泣。

毛主席见到贺子珍也是十分的感慨，给她倒了一杯茶后，安慰道：“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以后见不到了，又说想了……”

喝了茶之后，贺子珍的情绪终于稳定了一些，讲起了自己在苏联10年了经历，听的毛主席也是一阵唏嘘：“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是啊，为什么呢？

想到1937年自己不顾毛主席劝阻，铁了心一定要去苏联的场景，贺子珍的情绪又压制不住了，哭着说道：“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在苏联的那段经历，给贺子珍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创伤，这次见到毛主席因为情绪激动，刚开始还好，后面就有些答非所问了。临走的时候，甚至还悄悄的带走了毛主席的几瓶安眠药。

也正因此，当贺子珍即将离开时，毛主席专门悄悄叮嘱了护送她来的水静：“不行了，她脑子坏了，答非所问。她还把我的安眠药全都拿走了，如果吃多了的话会出事的，你和她回去时记得帮我要回来。”

这次会面虽然只有90分钟，但贺子珍却一直都记得。也一直期盼着什么时候能再见毛主席。此后她也曾三次获得上庐山的机会，却一直没能如愿。贺子珍更没有想到，1959年这一别，竟然就此成了永别。

也正是因为贺子珍用情太深，当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之后，她的亲人都很担心贺子珍会接受不了这个消息，但这种事如何能瞒得住呢？

谁也没想到，当贺子珍听闻噩耗之后，却表现的异乎寻常的冷静。她一个人叉着腰，在自己的房间里面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摇头自言自语：“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主席的身体不是一直很好吗？怎么，怎么可能一下子就走了呢？”

贺子珍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关于主席的身体情况一直都是严格保密的。尤其是毛主席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时间里，甚至都没有给他安排会见外宾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习以为常的觉得毛主席的身体状况应该很好。

也正因此，当毛主席逝世噩耗公布的那一刻，对人们精神的冲击还是很大的。

当贺子珍真正接受了主席逝世的噩耗之后，整个人都呆住了，整天呆坐在电视机前看北京群众悼念主席的镜头，过了很久才恢复过来。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走了，去见“老毛”去了。

定调

贺子珍的离去，给上海市政府出了个难题：“悼词怎么写？骨灰安葬在哪？追悼会用什么规格？”

这三个问题哪个都马虎不得，上海市政府自觉解决不了，专门进行了上报。

最终，报告报到了邓小平的案前。

悼词问题好解决，组织写，家属过目就是。问题是，经过调查之后发现，贺子珍的档案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不见了。邓小平亲自过问之后，这件事才得到了妥善的安排。

骨灰安置问题，则是源于上海市政府和李敏之间的分歧。上海是想将贺子珍安置到龙华烈士陵园。李敏却认为自己的母亲是上海代管的中央干部，应该安置到北京。如此一来，她要是想母亲了还能去看看她。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专门做了批示：“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

一句话，既解决了贺子珍的葬礼规格问题，也解决了骨灰安置问题。

这里的“一室”指的是八宝山革命公墓安置中央领导骨灰的地方，再加上中央领导人都送花圈，这规格可以说很高了。

4月25日，贺子珍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邓小平、陈云、邓颖超、康克清等领导人都送了花圈。包括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第二书记胡立教在内的上千名上海市的干部都出席了告别仪式。

当时，陪伴着贺子珍过了20年的护士小徐更是情不自禁的跪在了灵前，哭着喊道：“姨妈……”哪怕仪式结束，人们都逐渐离开后，她也仍然跪在那里默默的哭泣。

贺子珍火化之后，中央派专机将她的骨灰接到了北京，安放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内。

4月2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公布了贺子珍逝世的消息，新华社也发专电对贺子珍予以了很高的评价。

贺子珍的一生有过波澜壮阔的斗争，有过磨难和艰辛，回国之后也以大局为重，过着孤寂的生活。值得人们敬佩，和怀念。